村里的人行色匆匆地走出去，村外的人有说有笑地回家，两队人的交替就这样发生在每一个落日里。
石各庄村北门，几个打零工的人正等着接送的车外出工作。
今年年初，被网友称为“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”岳某打零工的流调轨迹引发了全网关注和同情。18天辗转20多个地方、工作至凌晨，像岳某这样的零工群体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线里。
零工群体并非新鲜人群，我们熟知的建筑工人、家政保洁人员等就是传统零工劳动者的典型代表。近年来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传统零工劳动者开始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取工作，同时也催生了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网络主播等新型零工劳动者。他们为城市提供各类生活和专业性服务，成为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调查显示，目前，我国零工劳动力市场中各个类型的零工劳动者并存，但以流动人口（很大一部分是“农民工”）为主要构成的传统零工劳动者仍是零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。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对零工劳动者有哪些影响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如何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走进岳某曾居住的石各庄村，那个“五环外农民工的天堂”，近距离接触零工劳动者，倾听疫情下他们的酸甜苦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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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住这村儿的都不容易”
石各庄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平房乡东部，地处东五环外，一条主路南北贯穿，连接着南北两个大门。公开资料显示，该村占地面积1.8平方公里，其中绿化面积1.06平方公里。从地图上看，村南面主要是石各庄公园等绿化区域，居住区集中在北面，紧挨着主路机场第二高速。门口设有“石各庄”公交站，站牌上126路、506路、夜25路三条路线开往北京站、四惠等地，极大方便了村里人的出行。
由南门进入村内，步行500米左右，道路两侧的小饭馆传来阵阵饭香，河南烩面、川湘家常菜、四川理发……带着省份地名的招牌很是显眼。村里的环卫工人告诉记者，石各庄村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，他们长期租住在这里。至于村里的租户什么时候开始变多，没有谁能记得准确时间。也许是交通方便，也许是房租便宜，这里很快成为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的首选之地。
离北门较近的区域是一排排东西走向的平房，沿着主路大致左右对称；十字路口有大型超市、菜市场等商铺，基本满足了村里人的日常需要。环顾四周，“拆迁区域，请注意安全”的字样随处可见。石各庄村是一片拆迁区，从北京12345回复网友的消息了解到，该村于2018年7月启动腾退工作，目前尚未完成整体腾退。因而，在村里这样的场景也是司空见惯：一旁是堆砌的已拆除建筑垃圾，另一旁是照旧生活在平房里的村民和租户。
石各庄村里，带着省份地名的餐馆。
碰到房东张叔是个偶然，他正在院子外帮着租户修电表。50来岁的房东张叔是石各庄村本地人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至今还没有签约腾退拆迁，村里像他这样的住户还有很多。也正是这些没有拆迁的房子，给外来务工人员在北京提供了一个暂时的“家”。房东张叔白天休息，晚上在公交停保场内从事看守工作，他对石各庄村比较熟悉，“村里的居住环境其实不算好，用水用电都不方便。冬天害怕水管冻住，夏天担心下水道返味。没有集中供暖，大冷天只能靠自己扛着。”尽管如此，也不影响吸引务工人员租房，用他们的话说，只要不漏雨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。
石各庄村房屋出租的生意，大抵是不用在中介平台打广告，也不用贴小纸条，老乡互相介绍就能保障充足的客源。“还挺有趣的，通常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会租在同一家；久而久之，村西面住的四川人多，东面主要是河南人。外出打工，老乡能够互相照应，都是抱团取暖。”
石各庄村南门。
房东张叔拉着我，指着自己家的房子说到，“村里的租户越来越多，公共厕所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建。”很难想象，在这个不大的村里有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公共厕所。网上对石各庄村人口数量的介绍是702户、1541人。“没有人统计出村里究竟住了多少人，大概能有上万人吧。”10230人，这是石各庄村年初疫情全村核酸统计出来的数字。对于这个数字，房东张叔觉得实际住的人应该更多，“疫情发生时临近春节，很多务工人员都提早回家过年了。”
“住在村里的务工人员大多是打零工，从事建筑垃圾搬运、外卖配送、家政保洁工作，也有部分开网约车，还有一些在附近的快递转运中心工作。总的来说，还是干体力活多。”房东张叔对他的租户情况十分清楚，加上他们两口子，16户20余人住在一个院子里。
“都说岳某是‘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’，其实住在村里的人都不容易。有活儿的时候拼命干，没活儿的时候在路边等待。挣些辛苦钱，都是为了家庭和子女操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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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最不愿意看到大家围在一起喝酒”
老王是房东张叔最大的租户，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老王一家四口租在这里已经快6年，再加上介绍的同家族子侄辈亲戚，占了房东张叔一大半的房间。老王今年49岁，河南台前县人，他和同族的亲戚都是搬运工，装卸水泥、沙子，清理建筑垃圾，是他们日常工作。
见到老王是在房东张叔院子前的一块空地上，地上钢筋水泥零零碎碎，不难看出这里是已腾退的房屋废墟。他们几个人端着自己煮好的一盆猪肉乱炖，就着点儿花生小酒，围在桌子旁有说有笑。据老王说，这些桌子椅子都是从工地里捡回来的，缺脚的桌子拿石头一垫，这里就成了他们聚会的地方。
老王和他的亲戚朋友在小饭桌上坐着吃饭。
说实话，老王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聚会，大家围在一起喝酒意味着没有活儿可干，这是最坏的情况。“忙起来的时候我都没时间坐着，睡上3个小时，又得赶着去下一个地方。活多的时候，全北京城跑，能去好几个工地。”老王说起去年的行情要好很多，通常是干活回来倒头就睡，醒来接着去工地，不会愁缺活儿。
像老王他们这样的搬运工，一单活儿能挣200-300元，他们大多时候是晚上10点多开始干活。老王指了指他的侄儿，“你看这小伙子才22岁，背楼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力。”背楼是他们建筑搬运工特有的词语，指的是他们背着水泥等重物上下楼。
在房东张叔眼里，老王是一个有号召力、有责任的老大哥，在外联系活儿都是他一手操持，跟着他的亲戚朋友也省心了。“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，亲戚朋友也信任我，大家一起能挣个生活费。”他感叹现在建筑工地的活不好找。因为年龄的原因，他不会从网上找工作，当然另一方面也不敢，怕上当受骗。只能依靠熟人介绍，滚雪球式地找工地。
自1月下旬石各庄村发生疫情，老王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活儿。用他的话形容现在的处境就是“大河没水，小河干”。受到反反复复疫情的影响，很多工地都不能开工。“4月份才算有些散活儿，哪儿知道5月北京疫情又严重，彻底不能干活。”虽说是日结工，也会存在有些工地欠钱的情况，老王也理解他们的难处，“疫情期间不能开工，老板手里也没钱。”
“他们家的经济压力还挺大的，又是房贷又是车贷。”房东张叔插了一句。老王有一辆大卡车是贷款买的，还在老家县城贷款买了房。他算了算，每个月20号还房贷、30号还车贷，加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；还有北京的房租，这些是基本支出。在石各庄村租房，基本上是每月100元一个平方米，老王一家租的房子并不大，这样能节省一些。“房东两口子对我很好，我都6个月没钱交房租。”说到这儿，老王又觉得对不住房东一家，毕竟他们也要生活。
老王同族亲戚正在搬运建筑垃圾。
离石各庄村外不远处，有一家快递转运中心，常年招人。但老王从没有想过换工作，一方面是快递分拣工作时间长、工资不高；另一方面体检严格，老王害怕身体达不到那些指标。他感慨到，“年龄大了，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做什么工作？”
“他们工作是很辛苦，要是一直有活儿，一年还是不少挣。”房东张叔说这话时，还有些羡慕。
出去，他们用这个简单的词给流动生活下定义。“家里挣得没有大城市多，所以我出去了。”老王表示在家要是能挣7000左右，谁也不愿意把老人小孩扔在家里。“来北京不想别的，只想把咱们自己的生活过好，磕不着、饿不着、有房住，过上好日子就行。多挣些钱，等两个孩子成家就能回去了。”这就是他的愿望。
老王的微信昵称叫做“老王沙子水泥轻体砖＋自己的手机号”，这样的设置是方便对方找到他，偶尔他也会在昵称前面加个大写字母“A”。他有一个习惯，会把每日装卸工作的场景拍个短视频，配上“马上装完了”“还是人多装车快”的文字发到朋友圈，这些视频发布的时间一般在晚上12点左右。
在刚过去的一个月里，老王朋友圈装卸的视频越来越少，反而是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排队做核酸的视频发得更频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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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穿上骑手服，都是一样地跑单赚钱”
当夕阳的余晖洒满了整个村庄，石各庄村也逐渐热闹起来。一群背着行李包、拎着工具箱的人快步走向北边的出入口，等待着公交车到来，或是坐上早已在路边等待的面包车，或是到更远处整理好小货车上的工具，开向城市的四面八方，好似这座城市黑夜的“守护人”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波同样打扮的人陆陆续续回到石各庄村，他们熟练地排队、扫码、测温……完成一系列常态化防疫要求，一气呵成。村里的人行色匆匆地走出去，村外的人有说有笑地回家，两队人的交替就这样发生在每一个落日里。
在小饭桌不远处，穿着骑手服装的中年妇女正在水槽处冲洗掉整日的疲劳。房东张叔看到，立马向我介绍：“这是小杨，也是我的租户，平时很难见到她，今天她有事提前结束工作了，女骑手挺不容易。”杨静心来自河北邯郸，是一名外卖配送员，53岁的她看起来很腼腆，但和她交流起来，脸上总带着笑容。与那些租住在石各庄村好些年的人不同，她去年才搬进来，“以前和几个老乡租住在离快递转运中心不远处的公寓，房租一个月1800元，再加上水电费，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时间一久，合计着房租不划算，就找到这里，省了好多钱。”
穿过不到两人宽的过道，左边第一个房间就是杨静心从房东张叔处租下的住处，3平方米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房间里除了两个外卖配送箱外就只剩下一张靠墙的床。从楼房到平房，她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应，反而觉得更加方便，早上10点出门，第二天凌晨2点回来，不用再担心因为外卖工作的作息打扰到别人。
这几年，在男性占大多数的外卖行业里，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其中。有专家认为女骑手增多是受到外卖行业“多劳多得”薪酬模式的吸引；也有专家认为外卖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有弹性，女骑手能够兼顾家庭；还有专家认为由于疫情对传统产业冲击增大，灵活就业成为很多女性的就业选择。总之，女骑手的身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愈发常见，她们正在打破职业性别偏好，也许有一天“外卖小哥”的称呼需要改一改了。
租户从房东张叔处租下的房子。
只要穿上骑手服，都是一样地跑单、赚钱。在从事外卖工作前，杨静心干过保洁还在饭店打过零工，她觉得这些工作都不如现在满意，“虽说送外卖是累一点儿，但时间上更加自由，送一天至少就能赚200-300元，挣得也比之前多。”工作中，也有令杨静心头疼的地方，“刚开始送外卖，不太能认识路，靠导航也会影响送餐速度；偶尔会出现因不注意送错餐的情况；还有些时候顾客拿错餐，当我反应过来早已经来不及……”
送外卖的过程中时常会有些误会，现在想起，杨静心还会感到心酸，但不愉快只是少部分，遇到的好人还是很多。“雨雪天，外卖快要超时，我会提前打电话给顾客，对方没有抱怨，更多是理解，还会叮嘱我注意安全。”说到这儿，杨静心嘴角上扬，“还有一次，年初送外卖路上，一不小心撞到前方刚停下的小汽车，事故判定我负主要责任，司机在收到平台意外保险赔付后，就没有再让我赔钱。”
问到疫情对外卖工作的影响，杨静心直言这段时间外卖订单没有变少，反而增多。“刚开始会有些顾虑，不太敢接单，大数据筛查这么厉害，怕误入疫情发生区域，导致健康码不能使用耽误工作。现在送单时，会提前通过地图查询封控区、管控区的范围和防控要求。首先要保证自己安全，才能保证送餐安全。”
一边要遵守防疫要求，常态化做核酸；一边还要面临着弹窗等风险继续穿梭在城市里，保证居民的日常需求。疫情期间，外卖订单需求量猛增，杨静心她们的工作量也随之加大，她称她们是负重前行。
离过婚的杨静心在北京没什么亲戚朋友，只有一个女儿在房山区从事幼教工作，逢年过节会见上一面。“杨静心这个名字是女儿帮她改的，因为自己的脾气有些暴躁，女儿希望我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够心平气和。”提到自己的女儿，杨静心没有开始那样腼腆，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，“女儿学习成绩很好，最近又在备考会计证。我多跑一单就能多挣一点儿钱，创造好的条件，今后女儿结婚也能找到生活幸福的家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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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年钟点工的活特别不好找”
自年初石各庄村“封村”后，钟点工罗重能的丈夫一直没有找到活儿，原本找好的工地也因为疫情原因暂时没有开工。与普通搬运工不同，他在工地做加固拆除等工作，还需要点儿手艺。这几个月里，丈夫唯一的工作就是提前做好饭，等着罗重能下班回家，而今天妻子比往常回来得早了些。
“今年钟点工的活特别不好找，以前我一周能有固定的四家钟点工订单，现在一天只能固定去两家，周末还能休息了。”罗重能从事钟点工已有了年头，经验丰富。在她看来，钟点工就要心细，眼里要有活，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，每一刻都不能歇着。她现在上午干4个小时，每月3000元；下午干3个小时，每月2800元，这些订单都是通过网站平台获取。相比于石各庄村其他打零工的人，罗重能觉得钟点工更加固定，疫情期间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多订单，但也不像那些零工一天跑来跑去还不一定能找到活儿。
与很多行业不同的是，家政行业必须进家入户，疫情期间无法通过无接触来解决。因此，最近一段时间，除了必要的月嫂、育儿嫂等需求，钟点工的订单也会受到影响。“很多雇主也会有这方面的顾虑，钟点工去这家、到那家，具有流动性。疫情期间，他们也害怕钟点工来回穿梭增加风险，很多人更愿意找进入家庭服务同雇主居住生活的钟点工。”因为家人在北京，罗重能不想住雇主家，但又必须工作。出于安全考量，她会选择离石各庄村不远处的订单，好处是既能及时把握防疫动态，也能让雇主放心。
“以前早上6点，我还为有些公司做保洁，但这些公司也逐渐关闭了。”如今，罗重能也不用早起去工作。至于关闭的公司属于哪些行业，她也不清楚，自己关注的是赶快做完保洁、奔向下一家。但她知道疫情这几年，那栋楼的灯再也没有亮过，“当老板也不容易，他们公司没了，我的订单也没了。”
陆陆续续从南门回到村里的人
罗重能夫妇是四川达州人，来北京已经23年，他们租住在房东张叔小院最靠外的屋子里，上下两层的房间，摆放着冰箱和新装的空调；屋外有一处临时搭建的小厨房，比起其他租户，这里更像是个家。“回老家说起在北京住的平房，他们都不相信。虽说是装了空调，电费1块3毛钱一度，不到热得受不了，一般也不会开。在外打工挣钱，能省就省。”
提起房东，罗重能夫妇连连称赞，“房东两口子很热心，看到我们的难处后，今年房租每月降了500元。”罗重能家里有一儿一女，女儿已经结婚在北京打工；儿子下半年高三，在老家读书。“这些日子，不到6000元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人，日子过得有些拮据。”罗重能半开玩笑半埋怨地催促丈夫早点儿找到工作。
“儿子一个人住校读书，很懂事，学习也很努力。他想考个好大学，有这个念头，我们再辛苦一点儿也值得。”他们两口子也想过回四川工作，方便照顾儿子生活。但打听到儿子学校食堂工作的工资，不够一个人生活开支；又问了问家里钟点工的行情，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北京。
“迟早一天还是要回家的。”罗重能收拾着饭碗说到，“石各庄村属于拆迁地方，现在只拆了三分之一，如果全部拆完，那时候又找不到好住处，只能打道回府。”此时，丈夫从床底下找出了一个箱子准备把工具拿去修理，说是接到工地明天可能复工的电话。尽管房间里的灯不算明亮，也遮不住他脸上露出的一丝高兴。
晚上8点整，石各庄村再次寂静下来。房东张叔推着电动车准备前往工作的地方，去做公交的“守夜人”。不远处，高楼的霓虹灯闪烁，显得石各庄村的夜晚更黑。但从村里人忙碌的身影中似乎看到了一丝光亮，那是一种张力，不抱怨也不踟蹰，毫不畏惧、不遗余力地努力着、奋斗着，是一种向上的力量。
作者：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刘自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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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制：李朝民 编辑：杜娟（见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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